我犯了几个致命的错误：比如，以为设置了手机安全屏障就万事大吉了，忽略了最根本的——人的心理。我只是警告母亲“那是骗子”，却没有耐心去理解她为何会相信，没有用她能接受的方式讲清骗局的原理。我的干涉，反而让她觉得我不尊重她，把她当小孩，从而在骗子要求“保密”时，更倾向于听从所谓“权威”的警察，而非自己“不客气”的儿子。
Excessive ceremony for common operation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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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劉品佑一樣，1996年出生的台北人陳璿安也說，自己並沒有從教育體制裡得到關於二二八的知識或公民運動的養分，她就讀中學時，是台灣完成第二次政黨輪替的國民黨執政時期，教科書對本土史觀著墨不多。「那時候點到為止，講到有『清鄉』，內容大概兩頁以內就結束了。」